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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詩歌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原作 譯作 原作風格 譯者風格

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中,翻譯隨著語言的轉換,原作的表現形式也會隨著變換,作品原有的內容與形式的和諧性會被打破。這就對傳達原作的風格造成了障礙。因此譯者風格在譯作中的顯現是一種客觀必然,但是為了成功地再現原作,譯者必須能夠正確處理它,在盡量淡化它的同時,努力使它融入原作風格中,使二者達到和諧的統一。

一、什么是譯者個人風格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這是宋朝詞作家李清照的那首名作《聲聲慢》的首句。對于這十四個疊字,不同的譯者有不同的翻譯,其中有兩個譯本最為大家所接受。

譯文一: I?look?for?what?I?miss. I know?not?what?it?is.

I?feel?so?sad?and?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譯文二: Search, search, sek, sek. Cold, cold, clear, clear.

Sorrow,sorrow,pain,pain.

這兩個英譯本都真實地再現了原詞冷清、凄涼的氛圍,但在結構和措辭上卻各有特色,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風格。而在翻譯的過程中客體相同,都是同一首詞,只有主體——譯者不同,由此可見,翻譯主體的不同決定了譯作風格的不同,促使了同一作品不同版本譯作的產生。同時可知,不僅作者有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格,譯者也會在其譯作中體現出自己的再創(chuàng)作風格,即譯者風格。

在文學翻譯中,翻譯對象的選擇傾向體現了譯者的個人風格。一個嚴謹的譯者往往不是信手拈來一本書就譯,而是根據自己的意圖、愛好、風格來精心選擇原作的,而他對原作的這種選擇傾向恰恰能夠反映出他的個人風格。如嚴復為求社會變革,實現富國強兵的愿望,先后翻譯了多部西方社會政治著作,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等等;郭沫若作為一名進步的詩人,他總是喜歡選擇與時代特征以及自己風格相結合的作品來翻譯,如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華倫斯坦》等,他還喜歡選擇具有反抗性的浪漫主義精神的作品來翻譯,如《雪萊詩選》等。

其次,不同的翻譯標準和翻譯方法反映出不同的譯者風格。譯者所遵循的翻譯標準會直接決定他所采用的翻譯方法,也就是說,譯者對翻譯標準的不同認識會決定他對原作是采用直譯、意譯,還是二者結合的翻譯方法。而翻譯方法的不同往往使譯文顯現出多種多樣的文風。傅雷認為翻譯應“重神似不重形似,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無生硬拗口之病;又須能瑯瑯上口,求音節(jié)和諧?！币虼?他的譯文準確流暢,既傳達了原著的精神,又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為我國讀者所喜愛。

再者,譯者遣詞造句的特點也表現出他的個人風格。成熟的作家在語言運用方面都有自己的風格,表現在詞語的調遣特征與使用傾向、句子的組合結構與手段、修辭手法的選擇與使用等方面。譯者作為基于原作的藝術的再創(chuàng)造者,雖然不能像原作者那樣可以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作,但在再現原作時,他也必然要從煉字、遣詞、造句幾個方面去做,這樣他的語言習慣或多或少都會流露于譯作當中,對此他們是想躲也躲不過的。

二、如何正確處理譯者風格

譯者到底應不應該有自己的風格?我們又應該如何處理譯者風格與作者風格的關系呢?對此在翻譯界主要形成了三種代表性的觀點:第一種觀點以劉重德先生為代表,他認為,為傳達原作風格,譯者必須放棄、抹去自己的風格。另一種觀點認為譯者風格應該是隱含的。如張今先生在《文學翻譯原理》中提出了文學翻譯的五種風格,認為最理想的譯文風格是作者風格+若隱若現的譯者風格。第三種觀點認為譯者風格與作者風格應該融為一體、協調一致。如許鈞先生認為,譯者應該在不違背、不損害原作的意蘊、風貌的限度內去發(fā)揮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以自己獨特的文學風格為自己的譯文贏得讀者。

翻譯的目標是忠實地再現原作。所以譯者對原作的風格不能任意破壞和改變,更不能使其個人風格凌駕于原作風格之上。但是翻譯作為一種藝術的再創(chuàng)造,不允許譯者的個人風格參與其事是不可能的,在譯作當中或多或少都會留有譯者的痕跡?！罢缤皇仔ぐ畹那?不同的演奏家會賦予不同的風格一樣,同一部名作,不同的翻譯家也會譯出不同的風格?！彼?對于譯者風格我們不應回避、排斥,更不能簡單地否認或抹煞,應該使之融入原作者的風格中,與作者風格達到和諧的統一。

此外,譯者應該重視個人風格的追求。主觀性是一切藝術創(chuàng)造的規(guī)律,也是文學翻譯藝術的規(guī)律,譯者風格正是這一規(guī)律的體現。在翻譯界中,錢歌川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他翻譯了多部英、美、日作家的小說,出版了近百種關于翻譯和英語學習的書。早在20世紀20年代他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譯著《娛妻記》,到現在幾十個春秋,錢教授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個人翻譯風格,成為我國的翻譯名家。而他的這些成就都是和他多年的苦功實踐分不開的。

可見,個人翻譯風格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個人翻譯風格的形成與培養(yǎng)是要付出經年累月的艱辛勞動的,所以我們應該重視譯者對個人風格的追求,尊重譯者在忠于原文的基礎上所表現出來的創(chuàng)作個性。

三、譯者應該具備哪些素質

由于各民族、各國家之間語言、文化以及思維方式的差異,譯者與原作者在知識結構、藝術修養(yǎng)和審美能力方面的差異,譯者對原作風格的理解與原作風格的客觀存在之間的差距,加之原作風格確有一些不可譯的因素,原作風格在翻譯過程中必然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和損傷。所以為了盡量避免和減少翻譯過程中原作風格的損失和破壞,力求最大限度地在總體上再現原作風格,我們就必須要對翻譯活動的主體——譯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首先,譯者必須在熟練掌握源語和目的語的前提下,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和對風格敏銳的感知力。一個合格的譯者,應兼?zhèn)鋵W者和作家的素養(yǎng),不但要有一定的哲學、文學和美學理論素養(yǎng),還要有比較準確的文學感覺和相當的中外文學功底。同時,譯者還應熟悉源語和目的語所承載的兩種文化,因為翻譯活動并不僅僅是對兩種語言文字的轉換,它是將以一種語言為載體的文化內涵轉換為另一種文化形式的廣義的文化轉換,這一點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中表現得最為突出。

其次,譯者必須能夠正確處理其個人風格和原作風格之間的關系。譯者應該自覺地用原作約束自己,最大限度地抑制和淡化其個人風格,使之融入原作者的風格中,仿佛是原作者在用譯語寫作。同時,也不應回避和排斥其個人風格。原作風格和譯者風格必然在譯文中構成矛盾的統一體,既相互對立又互相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為了更好地協調二者之間的矛盾,譯者可以盡量選擇翻譯與自己創(chuàng)作風格接近的作品,這樣就能變不利為有利,實現譯者風格與原作風格的和諧統一。譯者必須勤學多練。譯者應該不斷地學習,不斷地積累和豐富原有的知識,這樣才能提高自己的才情素養(yǎng)和翻譯功力,才能在翻譯實踐中做到得心應手。同時,譯者還應經常進行實踐練習,以獲得寶貴的翻譯經驗。

譯者作為作者和讀者之間的溝通橋梁,他不是透明的,也不可能是透明的,他的個人風格對譯文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對于譯者風格,我們一方面應該盡量抑制它,淡化它,另一方面也應該服從藝術再創(chuàng)造的規(guī)律,承認它,尊重它。雖然譯者風格與原作風格不可能完全對等,但由于翻譯是再創(chuàng)作的藝術,譯者可以通過發(fā)揮自己的藝術創(chuàng)作力和利用譯人語優(yōu)勢,從總體上再現原作的藝術境界,以此縮短兩者的距離,使自己的風格無限地接近原作風格,使二者達到和諧的統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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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詩歌翻譯論文范文

摘要：引進“翻轉課堂”教學有望加強醫(yī)學人文教育教學中思維與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yǎng)。以我校醫(yī)學人類學課程“翻轉課堂”教學改革實踐經驗為基礎，本文討論了醫(yī)學人文課程“翻轉課堂”中學生與教師、理念與工具、課堂內與課堂外、師資與課程的關系。

關鍵詞：醫(yī)學人文；翻轉課堂；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26-0129-02

一、導言――當醫(yī)學人文遇上“翻轉課堂”

醫(yī)學人文教育能培養(yǎng)醫(yī)學生作為“全人”的通識，健全其知識結構，助其正確看待醫(yī)學與社會的關系，使用人文知識和方法強化臨床技能，正確處理臨床實踐所面對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形成良好的醫(yī)德醫(yī)風[1]。然而，我國目前的醫(yī)學人文教育面臨一系列挑戰(zhàn)，其中之一就是醫(yī)學人文類課程教學方式較陳舊，以課堂講授為主，與實踐脫節(jié)，不利于思維與實操技能培養(yǎng)[2-6]。移動互聯網催生的“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為醫(yī)學人文課程改革帶來了契機，通過重新調整課堂內、外的學習時間，將學習決定權從教師轉移給學生，有望讓學生獲得更實在的思維訓練和實操技能學習[7]。

二、醫(yī)學人類學公共選修課的“翻轉課堂”教學改革實踐

此番“翻轉課堂”的改革嘗試是針對我校四、五年級醫(yī)學專業(yè)本科生醫(yī)學人類學公共選修課開展的，希望通過局部實施“翻轉課堂”教學模式，探索加強醫(yī)學人文課程思維培養(yǎng)、實操訓練、學習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徑。

1.重新設計教學流程和教學方案。選擇醫(yī)學人類學課程中醫(yī)療多元化、健康與疾病、過度醫(yī)療化等幾項重點內容或專題作為“翻轉課堂”的切入點，進行教學內容、教學程序的重新設計，并相應改革課程考核體系。教學內容上，以學生為中心重組教學內容。第一，把課堂外學習納入教學設計，基本知識的學習以學生自主學習和討論為主。第二，課堂內教學采用基于項目的方式進行，根據教學內容，設計有助思維訓練或者實際問題解決的專題辯論、研究和案例等項目，在課堂上進行小組式學習。教學程序上，以課堂外學習為先導，按照從易到難、從淺入深的方式安排課外學習內容，每個關鍵知識點配注解和相關提示，引導學生自主安排學習節(jié)奏。加強學生互動，設置一些環(huán)節(jié)讓學生能就知識點展開在線討論，在相互激發(fā)和思維鍛煉中深化理解。以課堂協作和老師指導為輔助，提出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讓學生以小組為單位自主尋找解決方案。教學考核上，設計了4∶2∶4結構的三個層次綜合考核體系，以在線小測驗的方式考核學生課堂外對基本知識點的學習（40%），以平時成績考核課堂互動狀況和思維辨析能力（20%），以小組項目成果考核問題解決能力（40%）。

2.教學資料制作和平臺搭建。首先，設計、制作用于移動網絡的多媒體教學資料。把傳統教案、教科書和參考資料進行綜合整理，根據教學內容選擇制作成適合“翻轉課堂”教學的資料。如，設計腳本，把知識點講解制作成網絡小視頻或動畫；整理、編輯參考資料，制成小型電子書或網頁；設計在線測試的試題庫；設計對知識點的在線討論問題。然后，搭建并維護移動互聯教學互動平臺。使用學校moodle在線課程系統搭建課程教學平臺，并建立班級微信群和QQ群作為輔助，初步形成四大功能區(qū)塊：有教學視頻、電子書和討論區(qū)鏈接的自主學習區(qū)，對設定主題或自選主題進行在線探討的討論區(qū)，具有在線考核、評分和講評功能的在線考核區(qū)，以及學習資料的上載、下載區(qū)。

3.教學評估、意見反饋及持續(xù)改進。醫(yī)學人類學課程“翻轉課堂”教學模式已總結為一套教學大綱，內含章節(jié)內容、教學組織方式、教學媒介、學時、考核方式等。教學實踐一輪之后，通過觀摩、訪談、評分等方式收集了改進意見，并據此進行持續(xù)改進。學生感受到學習途徑變的多樣化，覺得自己在學習中有了選擇權和自，體會到了學習的價值，大部分學生能積極承擔起自己的學習責任。授課老師反饋教學質量和效果有所改善，和學生面對面互動時間增加了，有利于實施個性化和差異化的教學，發(fā)現學生動腦、動手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思辨、團隊合作、與人溝通和實際操作能力得到明顯鍛煉，課程考核成績較理想。教學督導和教學管理部門評價，“翻轉課堂”的教學模式新穎，教師角色轉變?yōu)檩o助型教練，課堂氣氛活躍，有推廣意義。

三、醫(yī)學人文課程“翻轉課堂”實踐的反思與討論

醫(yī)學人類學課程的“翻轉課堂”實踐提示，在醫(yī)學人文教育中應用“翻轉課堂”理念要注意以下幾組重要關系。

1.學生與教師的關系。學習有幾種主要途徑，一是，以教師為中心的灌輸式學習；二是，學生通過實踐，在做中學，自己生成知識；三是，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通過討論、合作、互動，相互學習。傳統的醫(yī)學人文課程偏重第一種學習，“翻轉課堂”后，以后兩種學習為主，通過基于項目的小組學習和課堂討論，鼓勵學生們相互學習。學生從被動接受者轉變成知識的主動吸納者、制造者、思辨者，承擔學習的主要責任。教師從知識傳授的中心轉變?yōu)閷W生自主學習的引導者、輔助者。

2.理念與工具的關系?！胺D課堂”開始于互聯網在教學中的運用，但是已經超越互聯網應用，發(fā)展成一整套翻轉教師與學生角色、翻轉課上與課下學習內容、翻轉自主與被動學習的教育理念。本次教學改革設計了課堂討論、線上自主學習、小組項目、現場答疑、辯論等多種師生互動的教學環(huán)節(jié)，互聯網的應用僅是其中一部分。網絡只是實現“翻轉課堂”理念的途徑和工具之一，“翻轉課堂”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課程的網絡化、信息化程度不應該作為評價“翻轉課堂”理念貫徹程度的標準，謹防用工具綁架理念。

3.n堂內與課堂外的關系?！胺D課堂”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把學生的課堂外自主學習納入課程設計，使課堂內、外學習相輔相成。醫(yī)學人類學課程改革將不需要教師親自講授的基礎知識點制作成小視頻和電子文本等網絡資源，鼓勵學生進行課堂外學習，然后帶著疑問、感想、案例回到課上參與討論和小組項目，通過課堂內學習實現知識的深化、內化和應用。學生覺得課程設計很有意思，但學習時間投入比其他沒有使用“翻轉課堂”教學的同學分課程大，感覺“不劃算”。這既反映出高校醫(yī)學生學習醫(yī)學人文課程的功利心態(tài)，也反映出“翻轉課堂”實踐需要能計算課堂外學習時間的學時計算方式?！胺D課堂”的平臺搭建、資料準備、課堂設計比傳統課堂需要更長備課時間、更多投入，可是在目前的教學工作量計算中無法體現，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教師教學改革的積極性。處理好課堂內、外的關系是“翻轉課堂”教學管理的關鍵。

4.師資與課程的關系。醫(yī)學人文類課程屬于醫(yī)學與社會人文科學的交叉學科課程，要求教師既要諳熟社會人文科學的教學，又要熟悉醫(yī)學實踐，對師資質量有較高要求。實踐“翻轉課堂”教學，要求教師不單要能熟練掌握傳統課堂教學技巧，還必須能駕馭視頻錄制、電子資料制作、網絡平臺使用、網絡課程方案規(guī)劃等新技能，對師資有更高要求。而且，“翻轉課堂”教學需要大量師生互動與生生互動，適合小班教學，因此，需要更多高質量師資以滿足授課需求。然而，目前醫(yī)科高校醫(yī)學人文教育普遍“重醫(yī)輕文”[8]，對醫(yī)學人文師資的激勵、培育和支持不足，很難保證醫(yī)學人文課程“翻轉課堂”模式對師資數量和質量的要求，在全校醫(yī)學人文課程中推廣“翻轉課堂”理念及實踐還面臨較大挑戰(zhàn)。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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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詩歌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古詩英譯，同化，深化，美化

 

翻譯難，譯文學作品尤難，譯詩更是難上加難。雪萊曾在《詩辯》一文中說過：“譯詩是徒勞無益的，把一個詩人的創(chuàng)作從一種語言譯成另一種語言，猶如把一朵紫羅蘭投入坩堝，企圖由此探索它的色澤和香味的構造原理。”美國詩人福羅斯特甚至說：“詩是在翻譯中喪失掉的東西。”（吳鈞陶，1992:90-91）他們的說法從某些方面似乎有一定道理，尤其中國古詩在其形式、押韻、對仗等方面有不可譯之處，而且在“文學中有許多其他的因素構成原文的某些含義，要把這些含意傳達給文化不同的人，則是不可能的事。”然而隨著國際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各國以及各民族之間需要增進了解，在文化領域方面的交流顯得尤其重要。把古詩這種古典文化的精華介紹給西方，對于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精髓，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不少翻譯者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同時，他們在翻譯實踐中不僅譯成了大量優(yōu)美的詩歌，還總結出了實用可靠的翻譯理論，推動了翻譯實踐的發(fā)展。錢鐘書先生就曾經說過“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這個‘化’，在這里可理解為“消化、融化”的‘化’,也就是說，翻譯者在正確理解詩意的基礎上，要深入發(fā)掘詩歌的精髓，再盡可能完美地將整首詩的意境以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錢鐘書先生提出的這個‘化’字當然是對翻譯工作的高標準，要達到這個標準，我們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即同化、深化和美化。

1.同化

同化就是指譯者對原詩的字、詞、句以及全文所含的信息有了正確理解的基本上用等同或近似等同的表達方式進行翻譯。這與譯文內容的正確性是密切相關的。英詩重哲思，漢詩重意境；英詩松散，漢詩完整。因而譯者在翻譯時不僅要使譯文在聲律、形式、構思等方面符合英詩的做詩法，還要保留原詩的思想感情和簡練的風格。這就要求譯者對詩的歷史背景（不僅包含當時的政治文化背景，甚至還應該包含寫成該詩的大體時間）、對詩人的人生際遇有較全面的了解，這樣才可能有正確的譯文。

杜甫《夢李白》中有這樣一句詩“魂來楓葉青，魂返關山黑，”它的譯法有以下幾種：

When your detached soul comes, the maple grove turns green. (徐忠杰，1990：143)

I saw you coming through

The green woods, then over

The pass on the frontier

You turned and left me. (路易·艾黎，2001：149)

筆者認為將詩句中的青譯為“turns green”、”green”都欠妥當。因為這首詩是杜甫于乾元二年秋，誤信李白墜水而亡的傳聞后所作。既然是秋天所作，楓葉就不太可能是綠色的，只是因為詩人設想李白的魂魄夜間歸來，所以楓葉顯得一片青黑，這是對該詩句的一種理解，把“青”譯成“green”都不妥當。這里的青其實還是應該理解成黑，如《楚辭·大招》中：“青色直眉，美目媔只”中的青。我們再以杜甫《登高》一詩第一句的譯法為例，說明“同化”手段對譯文正確性的影響。該句原文為“風急天高猿嘯哀，渚青沙白鳥飛回”，對前半句有如下幾種譯法：

A stiff breeze is up; the vault ofheaven seems high

Monkeys on the hills are making theirplaintive cry. (徐忠杰，1990:163)

These days of autumn, the clouds

Are high; wind rises in strength

Far away the cry of moneys can

Be heard (路易·艾黎，2001：317)

The wind so swift, the sky so steep, andgibbons cry (許淵沖,1992:238)

筆者認為對“猿”這個字只有許淵沖先生的譯法比較準確，根據《英漢辭?！?，“monkey”指“靈長類中除了人以外的成員，通常還包括狐猴、跗猴”，或是指“那些體型較小而尾較長的猿類（如新大陸產的懸猴各種）以區(qū)別于體型較大且?guī)缀趸蛲耆珶o尾的猿類”。論文寫作，同化?！稘h語大詞典》里的“猿”的詞條里中也提到猿“似猴而大”“其聲哀”，并將“猿啼鶴唳”解釋為“猿和鶴凄厲地叫”，在“猴”的詞條中并沒有提到它會凄厲地叫，因此這里把“猿”譯為 “gibbons”才符合原詩的意思，且凄厲的猿的叫聲也更符合原詩沉郁悲涼的意境；而將“猿”譯成“monkey”則不夠準確。

2． 深化

深化是指譯者要將詩歌的那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深層蘊含透露給讀者,使其在領略中華傳統文化深沉含蓄的同時,也能獲得審美上的滿足。譯者要盡力揣摩詩人傾注在詩句中的感情，耐心地體會詩人的心境，在譯的過程中將詩的神韻譯出。

李白在《早發(fā)白帝城》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論文寫作，同化。”現比較以下兩種英譯。

Early Departure from White King City

At Dawn we leave white king, its cloudsall colored.

For passage to Kiang-ling in one suncircuit;

While both banks’ gibbons cry callsstill unceasing,

Our light boat has gone by many foldmountains.（庫珀譯,1990）

Homeward!

Good-bye to the city high in the rosyclouds of dawn.

Homeward, out the gorges, out today!

Left the apes wail. Go on.

Out shoots my boat. The serriedmountains are all

behind.（翁顯良譯,1994）

上面兩種譯文均傳達了原詩之意。但仔細分析，不難看出西人無法從庫珀先生譯文中領略到中國古詩詞的種種好處，也無法理解此詩為何一千多年來一直膾炙人口。該譯文雖照字面譯出“White king”、“Kiang-ling“ 等，也嚴格押韻，然而意象皆失，讀者無法體會到詩人當時的心情。此詩充溢了意外遇赦的欣喜歡暢，但不顯露在字面，貫穿在輕松明快的節(jié)奏中。而翁譯卻能完全擺脫原詩的語序和句法，充分展現了原詩的意象，西人讀后也能感受到李白的豪氣。

3.美化

美化，即在翻譯過程中既忠實于原文又盡可能保留許淵沖先生所倡導的意美、音美和形美。翻譯本身就是一個美化的過程，是譯者把一種美詮釋為另一種美的過程。它是翻譯詩歌的核心內容，也是歷來譯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論文寫作，同化。欣賞以下兩篇對《江雪》的譯文：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論文寫作，同化。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論文寫作，同化。

Fishing in Snow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lonely fisherman afloat

Isfishing in lonely boat. (許淵沖譯,1992:287-288)

River Snow

A hundred mountains and no bird,

A thousand paths without a footprint;

A little boat, a bamboo cloak,

Anold man fishing in the cold river-snow. (Witter Bynner 譯)(許淵沖,1992:287-288)

原詩中的第一、二句是對偶句，用字簡練，但詞語之間的邏輯關系非常清楚。論文寫作，同化。“絕”和“滅”表現了“絕對幽靜、沉寂”的靜態(tài)意義。但Witter Bynner 中把“千山”“萬徑”譯為A hundredmountains 和A thousand paths 也許是受歐美人注重個體的思維方式的影響，讓西方人明確知道有許多的山和路。而第一、二句no和without 的形式不工整，不如許先生譯的對仗。第三、四句的“孤舟”和“翁”是很重要的形象，譯成A little boat 和An old man 沒能道出詩中的孤獨感。同時，整篇譯文沒押韻，讀來缺乏一種韻律美。相比之下，許先生譯時用名詞詞組譯第一、二句，形式對仗，語義準確，兩個“no”譯出了原詩的靜態(tài)意義，“Is fishing in lonely boat”是譯詩的點睛之筆，動詞fish的現在進行時態(tài)給江雪的景色增添了生氣，激活了整個畫面。由于詩行的字數所限，原詩重的形象酌情略去，第三句許先生譯時重復使用lonely 一詞，凸現了原詩的表達感情的功能。此外，許先生用aabb 押韻，實現了音韻、詩意的和諧美。

從以上兩個譯文的對比分析中不難看出，原詩的意美、音美、形美在許淵沖先生的筆下得到了更好地再現。

中國文論中一向有“詩言志“、“言立意”的說法，因而譯者要千方百計地尋找“言”和“意”的契合點，不僅要準確理解原詩的含意，領悟原詩美的蘊涵，而且在翻譯古詩的時候靈活借助“同化”、“深化”和“美化”等技巧進行加工處理，最大限度地傳達了原詩的意美、音美、形美。使譯作在“形”‘“神”上都盡量接近原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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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奚永吉.文學翻譯比較美學，[M] 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第4篇：詩歌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卞之琳;新詩結構;格律化;相對主義;戲劇化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851(2012)-08-0181-03

一、當前卞之琳作品研究現狀

卞之琳是我國現代著名的詩人和翻譯家,也是散文作家,其作品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有不小的影響。國內學者對卞之琳作品的研究經歷了建國以后很長一段時間的空白期,最終在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間蓬勃發(fā)展起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學界對卞之琳的研究從宏觀探討轉向微觀分析,研究成果越來越豐富。而研究方向則主要集中于卞之琳的詩歌創(chuàng)作、詩歌翻譯和理論研究三個方面,其中詩歌創(chuàng)作的研究無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成果最輝煌的。通過對卞之琳詩歌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新詩結構的特點以及發(fā)展歷程。

當代對卞之琳詩歌創(chuàng)作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張曼儀女士,其歷時八年,與1989年出版的《卞之琳著譯研究》可以算作是第一本對卞之琳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該書主要是評價卞之琳的創(chuàng)作和翻譯,除了評論之外,還引用了豐富的史料,讓后人看到了詩人的生活經歷和心路歷程。除了評述之外,張曼儀針對國內存在爭議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在流派歸屬上,張認為卞之琳是出于“新月”而入于現代,這種觀點已經被諸多后世學者所接受。更可貴的是,對卞之琳的作品,張曼儀并不是一味贊美,而是有所贊賞,有所批評,對其局限性也有深刻的分析。因為采用了史論結合、比較研究的方式,這本著作的結論相當有說服力。其后出版的影響較大的卞之琳研究的專著有三本:陳丙瑩:《卞之琳評傳》(1998年,重慶出版社)、江弱水《卞之琳詩藝研究》(2000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劉祥安:《卞之琳:在混亂中尋求秩序》(2006年,文津出版社)。這三本專著并不局限在研究卞之琳詩歌創(chuàng)作,還涉及散文和小說等其他文體的研究,分別聚焦不同問題,在張曼儀研究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探索。

在卞之琳具體詩歌文本的研究方面,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其《斷章》的研究和《無題》五首的研究?！稊嗾隆房梢哉f是卞之琳全部作品中的代表作,而《無題》則是其為數不多的愛情詩,因此具有代表性和特殊性,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卞之琳的早期詩歌是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代表,以陳丙瑩為代表的學者對其早期主知詩的研究較為深入,其作品《卞之琳評傳》和論文《論卞之琳的主知詩》(《鐵道師院學報》1995年第2期)均對卞之琳的主知詩的哲理內涵作了深入的解析。

當前學界除了研究卞之琳的詩歌創(chuàng)作之外,還有許多學者對卞之琳的翻譯工作和散文、小說創(chuàng)作也有一定的研究探索。卞之琳主要致力于翻譯英國現代主義詩歌和莎士比亞劇作。研究卞之琳翻譯較有影響的論文有:武漢大學朱賓忠教授的《卞之琳的翻譯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關系》(《學習與探索》2007年第5期)、四川外語學院李偉民教授的《百歲存勁節(jié),十載慕高風——論卞之琳的莎學研究思想》(《四川戲劇》2001年第2期)、翻譯家江楓的《以似致信,形神兼?zhèn)洹逯兆g詩的理論與實踐》(《詩探索》2001年1-2輯)等等。對于卞之琳小說創(chuàng)作的研究較有成果的學者有卞之琳的學生袁可嘉、北大教授錢理群等等,而對其僅存的長篇小說《山山水水》的研究,比較集中的論述則存在于張曼儀的《卞之琳譯著研究》和劉祥安的《卞之琳:在混亂中尋求秩序》之中。

二、卞之琳詩歌結構的突出特點

卞之琳是以詩歌聞名于世的,因此目前對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研究站全部研究數量的大部分,研究內容則主要集中在具體作品研究、早期詩歌研究、新詩詩藝及影響研究等幾個方面。通過對卞之琳詩歌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國新詩結構的鮮明特點和變化歷程。卞之琳作為一個承前啟后的詩人,他的詩歌反映了格律化傾向、相對主義在詩歌中大量運用以及戲劇化傾向這三個突出的特點,以下將分三部分進行闡述。

卞之琳詩歌所體現出來的中國新詩的結構特點首先是格律化。在新詩的發(fā)展史上,卞之琳是繼承了新月派的藝術風格的。新月派之前的中國新詩,面目是頗為慘淡的。因為自從、郭沫若推廣白話、主張自由開始,自由詩徹底地拋棄了中國詩歌的傳統,寫作方法上毫無限制,幾乎并不能稱作“詩”了,引起了諸多新詩倡導者的擔憂,于是新月派應運而生。新月派對于詩歌形式方面的試驗和摸索是對中國新詩的發(fā)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的。在新月派的主將聞一多那里,詩歌的格律化要求自述整齊與“音尺”整齊并重。而卞之琳則進一步發(fā)展了聞一多等前輩詩人對新詩格律的探索,提出將“頓”作為新詩格律的決定性因素,糾正了聞一多既要講究字數的整齊又要講究音尺的整齊,這樣的糾正是符合現代漢的特點的。在實踐中,卞之琳證明了這種修正的正確性,其詩歌創(chuàng)作以及翻譯基本是遵從其頓數整齊的主張。例如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寂寞》,既遵從了頓數的整齊(每行三頓),也遵從了字數的整齊:

鄉(xiāng)下小孩子怕寂寞,

枕頭邊養(yǎng)一只蟈蟈;

長大了在城里操勞,

他買了一只夜明表。

小時候他常常羨艷,

墓草做蟈蟈的家園;

如今他死了三小時,

第5篇：詩歌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 目的論 Daddy 翻譯策略

一、 引言

不可否認，翻譯過程受翻譯目的的影響。然而，目的論視角下譯者常會不自覺地把立足點定位在翻譯任務委托者和目標讀者的身上，這就決定了譯者在翻譯中所采用的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1]

作為影響80年代中國現代詩歌的重要流派，《美國自白派詩選》的翻譯是一部及時而重要的翻譯作品，普拉斯作為自白派的代表詩人，她的名作Daddy至今已有多達12個譯文。[2]但是筆者發(fā)現，迄今為止，翻譯界對Daddy中譯本的比較研究較少。本文從目的論的視角比較普拉斯詩歌翻譯，以期豐富普拉斯詩歌翻譯研究。

二、西爾維婭.普拉斯及其詩歌Daddy

西爾維亞·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是美國自由派代表詩人之一。[3]普拉斯獨特的個人經歷可以概況為：幼年的喪父；經歷過二戰(zhàn)的恐怖；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深愛的丈夫的背叛。于是無邊的黑暗將她淹沒，響徹她全部“自白詩”的主調。[4]Daddy是普拉斯在1962年10月12日寫的。顯然，趙瓊、島子選擇翻譯Daddy正是因為普拉斯的自白題材是探討人類精神家園的深刻題材。

三、目的論與翻譯策略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進入了社會轉型期。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文化內涵相應發(fā)生了轉變，人們開始對諸如人生理想和價值觀念等問題進行重新思考和理解。誕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自白派詩歌，正迎合了中國社會轉型與文化內涵發(fā)生變化的這一語境。因此，深刻的自我剖析與思考是當時大部分翻譯的目的所在。如何讓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融合，如何把精神動力變?yōu)樾袆又С郑钱敃r譯者主要的翻譯目的。普拉斯的作品Daddy正符合這樣的語境，趙瓊、島子的翻譯目的是文化的繁榮與交流。

（一）翻譯與目的論

20世紀70年代，德國最有影響的翻譯學派是功能學派——翻譯目的學派。這一學派以弗米爾、賴斯、曼塔莉等為主要代表。這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德國最具影響的翻譯學派”[5]，是“西方翻譯理論中的一支勁旅”[6]。在目的論視角下，翻譯目的決定了翻譯過程，即方法由結果決定（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目的法則（skopos rule）、連貫法則（coherencerule）及忠實法則（fidelity rule）是目的論的三原則。[7]

目的論認為，翻譯過程中，因為不同的翻譯目的，源文本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操縱。[8]所以，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該根據不同的翻譯目的選擇不同的翻譯策略與翻譯方法。

（二）翻譯策略分析

趙瓊、島子在《美國自白派詩選》的譯文前序中說：“應該讓世界現代詩歌走入中國，推動中國新詩更快地走向世界?！盵9]顯然，趙瓊、島子要達到的翻譯目的和原作相似：把詩歌的精神傳達給讀者，使讀者能看懂的同時，受到感染。正如趙瓊、島子所說：“她其實并沒有脫離她所處的時代，除了表現愛情、、死亡、藝術、自然這些人類精神世界永恒的問題之外，還本能地對于宗教、道德、戰(zhàn)爭、法西斯主義等殘害人道主義的不義社會有著深邃的哲學思辨和尖銳的批判精神，從不同的側面，為人們揭示出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方現代文明背后的污穢、混亂、奇異而真實的罪惡世界?！盵10]

詩意即詩歌中作者為了表達的情感、態(tài)度和思想等而設的意象，這在Daddy這首詩中是無處不在的。

如：In the German tongue，in the Polish town/ Scraped flat by the roller/ Of wars，wars，wars./But the name of the town is common./My Polack friend

譯文：用德語交流，在那波蘭的小城/戰(zhàn)爭的巨浪把你沖擊的一貧如洗，/一次次戰(zhàn)爭，戰(zhàn)爭。/但這座城市的名字很平常。/我的波蘭友人。

此例可以看出趙瓊、島子為了詩意不流失，在關鍵意象的處理上采取了歸化的翻譯策略，把父親的形象“roller”變成了把戰(zhàn)爭當成家常便飯的殘暴的法西斯。普拉斯在這一節(jié)要抒發(fā)的正是一種對父親像法西斯一樣專制的厭惡之情，所以趙瓊、島子在關鍵意象處理所采取的歸化翻譯策略為全句翻譯的成功定了一個很好的基調。

四、結語

目的論視角下的譯者翻譯過程，既有選擇翻譯策略與翻譯方法的自由，又有因翻譯目的束縛而造成的不同程度的約束，這是翻譯研究中應該注意的問題，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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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諾德.譯有所為——功能翻譯理論闡釋[M].張美芳，王克菲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

第6篇：詩歌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 西方現代主義； 東方文化； 文學批評； 東西交融

一、“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關系

在某種程度上，西方現代主義可以說是東西方文化交流達到一定程度后結出的藝術碩果。作為“對西方藝術乃至對整個西方文化某些傳統的有意和徹底的決裂”［1］167 ,西方現代主義作品頻頻出現描寫東方物品和人物、表現東方詩學和宗教、借鑒東方藝術形式和技巧的現象，說明導致現代主義與傳統“決裂”的思想不僅源于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澤等西方思想家對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質疑，也源于傳入歐美諸國的東方物品和典籍所帶來的直觀啟示和思想沖擊。王爾德筆下的“莊子”、龐德詩歌中的“觀世音”、普魯斯特小說中的“中國瓷器”、T.S.艾略特詩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國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詩歌中的“五絕七律”形式、喬伊斯小說中的“漢字書寫”模式、弗吉尼亞?伍爾夫創(chuàng)作中的“觀物取象”實踐、本雅明思想中的“猶太教卡巴拉傳統”、蘇珊?桑塔格美學觀念中的“靜默”、雷克思羅斯詩歌中的“禪意”、瑪麗安?摩爾詩歌中的“中國繪畫”之道……所有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對東方文化的自覺意識、主動汲取和積極融合。

西方現代主義作品對東方文化的表現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瓷器、絲綢、帷幔、水墨畫、茶葉、扇子、家具等富有東方情調的物品或簡筆勾勒的東方人物隨處出現在作品之中，有意無意地描寫想象中的東方意象和東方形象，營造出浪漫虛幻的意境或意猶未盡的神秘氛圍；其二，基于創(chuàng)作者對中國哲學、文化、社會制度、藝術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體構思自覺透射出東方思想，通過形式技巧、敘述視角、人物風格、主題意境等多個創(chuàng)作層面，或隱或顯地表現出基于東西方藝術交融之上的全新創(chuàng)意。這兩種表現方式的差異主要源于對東方文化的觀察視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對東方物質文化的直觀感知，其作品側重以意象方式隱喻對東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后者根植于對東方精神文化的內在領悟，其作品從多個方面表現中西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相融，比如龐德的詩歌。當然，兩種表現形式的界線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時候它們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現代主義對東方文化的表現得益于“東學西漸”的進程。以“中學西漸”為例，幾千年中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漸催生并促進了西方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fā)展。

一方面，自秦漢開始，中國的陶鼎、陶鬲、青銅劍、絲綢、服飾、瓷器、茶葉等物質文化產品通過商品貿易和文化交往活動傳入世界其他國家。在17、18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貿易活動的推動下，中國的瓷器、繪畫等文化產品開始大量進入歐洲市場。中國物品不再是歐洲皇宮貴族手中的珍稀寶物，更多的歐洲市民有機會欣賞、珍藏、模仿中國藝術。那時正是歐洲現代美學形成的前期階段，在中國文化成為歐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圍中，中國瓷器、繪畫直觀呈現的生命理念、思維方式和藝術手法激發(fā)了歐洲人的想象力，荷蘭乃至整個歐美的藝術開始吸收中國意象和思維，而這種新的藝術形式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得到了歐美藝術界的廣泛認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東方意象不斷出現的現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開始，隨著海陸交通逐漸便利，元朝上都開始聚集來自阿拉伯、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等世界各地的使節(jié)、商人、旅游者和傳教士，有學識的歐洲人撰寫了在華游記，從政治、社會、人文、地理、貿易、風俗等諸多方面向本國民眾介紹中國文化思想。16世紀之后，大量歐洲耶穌會會士往來于中西之間，在向中國傳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他們不僅撰寫介紹和研究中國文化的書籍，而且翻譯重要的中國典籍。就像利瑪竇、金尼閣、柏應理、馮秉正等傳教士所翻譯的四書五經、《通鑒綱目》等以各種方式影響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等西方哲學家一樣，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韋利、歐內斯特?費諾洛薩、勞倫斯?賓揚等傳教士和漢學家所著的有關中國的書籍和所翻譯的中國經典深深影響了奧斯卡?王爾德、埃茲拉?龐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喬伊斯、瑪麗安?摩爾等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他們從中國文化中獲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國思想之劍表達自己對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爾德)，要么借中國藝術之形全面創(chuàng)新西方藝術(比如龐德、威廉斯)?？傊?，在經歷漫長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出現了一種融中西文化為一體的創(chuàng)作傾向。

二、“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研究進展

然而，在整個20世紀的西方現代主義研究中，“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之間的關系較少引起歐美學術界的關注。學者們對現代主義的內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質、術語、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歐美國別研究等議題上［2］,外在研究則集中在現代主義與哲學、現代主義與文化經濟、現代主義與文化政治、現代主義與性別、現代主義與視覺藝術、現代主義與電影等跨學科審視上［3］。西方批評界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核心共識基本鎖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學術語匯編》中對該術語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現代主義思想和形式上的劇變源于尼采、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對支撐西方社會結構、宗教、道德、自我的傳統理念的確定性的質疑［1］167-168。也就是說，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現代主義者們的全球性開放視野和胸懷并沒有獲得20世紀西方批評家的關注，西方現代主義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論視野之中。

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評界開始有學者自覺研究東方文化與西方現代主義的關系，不僅翔實論證了“西方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fā)展曾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的事實，而且在反思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的基礎上開啟了東西方研究的新視角。美國新奧爾良大學錢兆明的專著《東方主義與現代主義》(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將自己的研究與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作了比較，揭示了“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對薩義德而言，東方特指穆斯林的東方。對我而言，東方指稱遠東，特別是指中國。如果說直到19世紀初期，東方“只確切指稱印度和圣經之地”(薩義德)，那么到20世紀初期，東方則指稱中國和日本。的確，對重要現代主義者葉芝、龐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爾而言，他們的文學模板的豐富源泉來自遠東而不是近東。因此，研究遠東對現代主義的影響無疑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對薩義德而言，“東方主義是一種文化和政治事實……”。因此他的研究涵蓋了多維度的復雜體系。對我而言，它只是一種文學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學東方主義不是一個抽象的術語，而是指具體的中國詩人――屈原、陶潛、李白、王維和白居易……現代主義作家龐德、威廉斯通過費諾洛薩、翟理斯和阿瑟?韋利與中國偉大詩人進行了對話。對薩義德而言，“東方幾乎是歐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慮到龐德和威廉斯對中國的熱誠，我認為這一思維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龐德與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東方之所以吸引兩位詩人是因為東方帶給他們的是親和力而非差異性……在本研究中，中國和日本不是被視為西方的陪襯，而是現代主義者實現自身的確切例證。［4］1-2

這段話闡明了“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的三個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疇上，重點揭示中國、日本等遠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第二，研究焦點上，重在文學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論辯，聚焦于遠東文化中具體的詩人、作品、技巧對西方現代派個體作家的影響及影響途徑。第三，研究立場上，重在揭示“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之間借助西方傳教士、漢學家的書籍而展開的文學對話，以及該對話在創(chuàng)作中的表現。

如果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旨在以東方人的目光反觀西方文化，對西方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進行宏觀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通過揭示真實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的微觀表現，旨在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創(chuàng)新作出新的闡釋。前者從社會、歷史、政治、種族等多維視角出發(fā)，揭示西方對東方的話語建構性，以及這種建構性背后的文化霸權機制和所導致的問題、困境；后者以東西文化實際交往的史料為證，闡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親和力，重在論證并揭示東西方對話的積極作用。從某種角度上說，后者是對前者的一種推進，昭示著東西方研究從問題走向對話的發(fā)展趨勢。

這一時期，西方批評界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充分體現了聚焦遠東、探討創(chuàng)作影響和文學對話的三大特性。除了錢兆明的《東方主義與現代主義》翔實論證屈原、王維、道家思想對龐德的影響和李白、白居易以及傳統的漢詩技巧對威廉斯的影響外［4］，其他有影響力的專著在此前后陸續(xù)出版。威廉?貝維斯的《冬天的心境：華萊士?斯蒂文斯、禪定與文學》(1988)，探討了佛教對現代主義作家斯蒂文斯的影響［5］。錢兆明的《現代主義與中國美術》(2003)以英美博物館的展品和文獻證明龐德、華萊士?斯蒂文斯、瑪麗安?摩爾等西方現代派作家接觸東方文化始于中國古字畫、青銅器、瓷器等，他們在文學創(chuàng)新中借鑒了中國美學思想與創(chuàng)作技巧［6］。帕特里夏?勞倫斯的《麗莉?布里斯科的中國眼睛：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現代主義與中國》(2003)探討了英國“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與中國“新月派”之間的影響關系和文學對話［7］。錢兆明的《龐德的中國朋友》(2008)以翔實文獻證明龐德一生所結識的大量中國教育家、哲學家、漢學家、詩人朋友曾參與他涉及中國文化的詩歌創(chuàng)作［8］。在薩比娜?斯爾克等人主編的《美國詩人與詩學中的東方和東方主義》(2009)中，15位西方學者研究了19至20世紀美國詩歌和詩學中的中國、印度、猶太等東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還包括羅伯特?克恩的《東方主義、現代主義和美國詩歌》(1996)［10］、瑪麗?佩特森?屈德爾的《龐德的儒家翻譯》(1997)［11］、辛西婭?斯坦梅的《瑪麗安?摩爾與中國》(1999)［12］和錢兆明的《龐德與中國》(2003)［13］等。用具體的史料進行翔實的論證是這些專著的基本特點，東方文化曾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fā)展產生影響的事實得到了扎實的論定。

同一時期，隨著論著的出版，專題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相繼召開?！艾F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在美國耶魯大學(1996)和英國劍橋大學(2004)召開，引發(fā)國際學術界對本專題的廣泛關注。耶魯研討會宣讀的論文論題包括：日本翻譯者費諾洛薩對中國詩歌的翻譯、美國詩人斯蒂文斯與中國藝術、英國詩人葉芝與日本戲劇、英國現代主義作家斯特恩與中國、英國詩人龐德與中國等。參會的學者約三十余位，來自美國耶魯大學、德國貝魯斯大學等。劍橋研討會宣讀的論文論題包括：伯格森與老子、研究、美國詩人龐德與Paul Fang、梅蘭芳在美國、徐志摩和蕭乾與朱利安?貝爾、魯迅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等。參會的教授和學者約五十余位，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美國紐約城市大學、中國香港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等。在這兩次研討會上，遠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以及東西方文學的對話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在中國批評界，比較文學領域最先開展中西文學對比和“中國形象”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出現以主題形式比較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學對比研究。以伍爾夫研究為例，伍爾夫與蕭紅、伍爾夫與張愛玲、伍爾夫與丁玲等平行比較曾得到探討，但研究的力度和影響力較弱［14］88-89。伴隨著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對話、文化形象等議題引發(fā)人們的關注比如“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國際學術研討會(1995)在北京大學召開，隨后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樂黛云、張輝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中發(fā)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學者的文章，探討“文化相對主義與多元文化”、“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文學形象與文學翻譯”、“后現代與文化身份”等議題。，歐洲的“形象學”理論被翻譯引進［15］。這一切推動了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形象”研究，它依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以及法國理論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學理論，重點探討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構性比如周寧的《永遠的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著重探討幾千年來西方的“中國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獄的虛構性，指出“中國形象”只是映照西方價值觀的一面鏡子。另有八卷本“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葛桂錄、錢林森、衛(wèi)茂平、汪介之等分別出版了英、法、德、俄國作家與中國文化等方面的專著。，嘗試從文學作品直接描繪或間接涉及中國的片段中推導出西方對中國的“總體認識”［15］17，154。所發(fā)表的論文或籠統闡發(fā)美、英、法等國別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或細致剖析譚恩美、湯婷婷等海外華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或探討賽珍珠的作品，也探討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平托等人的游記中的中國形象，對西方作家的探討則更多關注他們對中國的“想象”，對毛姆、索爾?貝婁、杰克?倫敦、笛福等都有涉及。這些研究為“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展開奠定了基礎。

自覺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召開的“第18屆龐德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的主題是“龐德與東方”。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德國、瑞士、英國、意大利、丹麥等國的63位國際學者和17位中國學者研討了“龐德對中國文化的解讀”、“中國古詩詞對龐德的影響”、“龐德與孔子”、“龐德與日本”等議題［16］127。

2009年，“首屆中國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開啟了本專題在中國境內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研討。來自中國、美國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專家學者研討了“美國現代派詩人與中國”、“龐德與中國詩歌”、“卡夫卡與中國”、“伍爾夫與中國”、 “艾略特與佛教”、“貝克特與中國音樂”等議題，涉及文學、文化、哲學、宗教、音樂、美術等多個領域［17］47。

2010年，“第三屆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作為耶魯大學和劍橋大學研討會的延續(xù)，本次學術會議在國際范圍內進一步推進了本專題研究。來自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韓國、中國等12個東西方國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議題包括：西方現代主義作家與東方、文化交融中的東方與西方、東西方作品對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國和印度、西方現代主義與日本、西方現代主義的東方式閱讀、美國詩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學、音樂、美術、哲學、建筑、宗教、詩學等多個領域參見彭發(fā)勝《“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外國文學評論》2010年第3期，第237-239頁。［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國際研討會上國際學者的英文版論文將發(fā)表于錢兆明主編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奧爾良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2009年國內研討會和2010年國際研討會上的中文版論文將發(fā)表于高奮主編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在上述幾次會議上，中外學者宣讀了多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國文學》等國際國內重要學術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點的基礎上，當前研究在方法、意識、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總結和分析。

三、“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當前研究特征及未來趨勢

在全球化語境下，中西學術界越來越關注東方文化在現代思想體系中的作用歐美學者已經廣泛意識到以往研究中的歐洲中心論傾向，日益重視在研究中涵蓋東方文化和東方文學，比如“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學與文學史”等項目的設立與投入便是極好的例證。參見宋達《當代北歐學界重構世界文學圖景中的現代東方文學》，載《外國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第223-227頁。［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學術積淀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日益獲得中西學者的廣泛關注。當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現出值得關注的特征，預示了未來的研究趨勢。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學者們更注重從東學西漸的歷史背景入手，對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的東方元素進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學解讀的廣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納達爾的論文《現代主義書頁：喬伊斯與漢字書寫的圖形設計》在“東學西漸”這一悠久而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揭示了現代主義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頁面與漢字印刷視覺形式相似的緣由。論文詳盡論證了喬伊斯了解中國的多種途徑：喬伊斯所接受的耶穌會教育體系與中國古典教育體系相似，他曾閱讀傳教士的中國游記，他所處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滿中國的建筑、陶瓷、書畫、絲綢等，他所居的城市對東方文化充滿迷戀和興趣。論文追溯了幾代歐洲人對漢字表意性的興趣和研究及其對喬伊斯的影響。立足于這一開闊的文化交融平臺，論文最終論證并闡明漢字獨特的印制方式和視覺效果幫助喬伊斯確立了他的文本觀和圖像式頁面［18］。美國西北大學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論文《普魯斯特的中國》，以普魯斯特筆下的人物臨終前凝視著17世紀荷蘭畫家維梅爾的著名畫作這一場景為解讀對象，層層剖析，揭示了普魯斯特心目中的中國的重要價值。論文指出，這一場景折射出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曾將大量中國瓷器和畫作運往荷蘭的歷史，以及中國藝術曾對維梅爾等畫家乃至對歐洲現代美學產生影響的事實。透過這一場景，論文不僅揭示東西方文化藝術的聯結是在世界貿易的基礎上產生的，而且證明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在追尋新的歷史感時曾對17世紀以來歐美文藝作品中的中國元素給予了特別關注。論文通過這一場景昭示了東西方文化雜糅、同化、創(chuàng)造性改寫與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納過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該文即將發(fā)表。。

上述兩篇論文的研究對象都很細微，前者解讀《尤利西斯》中頁面設計的內涵，后者探討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某個場景的意蘊。然而它們所做的文化研究較為透徹，因而結論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紀歐洲耶穌會會士進入中國之后，中國文化西漸融入歐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歷史進程，從教育、書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術等多個層面揭示喬伊斯小說頁面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層歷史內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全球化貿易帶給歐洲的東方文化沖擊，接著又從20世紀的西方對17世紀西方藝術中的中國元素的認同和接納出發(fā)，回溯東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過程和思想催生過程?；跂|學西漸的文化史平臺，兩篇論文透視文學形式與場景，不僅還原了東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過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產生過程和內在本質。

當前，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正在積極呼喚“文化轉向”［19］，歐美現代主義研究則日益重視對東方文化的解讀在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作品研究中，越來越多的著作開始涵蓋對作家作品的東方文化解讀。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現從東方、孔子視角切入的研究。 ,在這一發(fā)展態(tài)勢下，對西方現代主義作品的東方文化解讀將會獲得進一步的推進。

其二，在研究意識上，學者們注重揭示現代主義詩學思想背后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闡明東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詩學的途徑。

比如香港城市大學的張隆溪在《選擇性親和力?――王爾德讀莊子》一文中，透過奧斯卡?王爾德對翟理斯所翻譯的《莊子》的解讀，剖析王爾德批評論文中諸多關于莊子的評述的真實用意，不僅闡明了王爾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國烏托邦思想與中國莊子思想的結合的事實，而且指出王爾德意在用莊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個時代的英國中產階級價值觀和現代政治體制［20］。中國人民大學郭軍的論文《本雅明的“兩面神”精神之價值與意義》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兩面神”特性，即猶太教卡巴拉傳統與的結合，闡明本雅明思想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學高奮的論文《中西詩學觀照下的伍爾夫“現實觀”》探討了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現實觀”融主體精神與客觀實在物為一體的本質，闡明其內質與中國傳統詩學的“感物說”和“觀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師范大學郝桂蓮的論文《禪話“靜默”》從禪宗視角解讀了蘇珊?桑塔格的“靜默”思想的內涵，剖析了桑塔格靜默思想的禪宗意味 郭軍和郝桂蓮的論文均將發(fā)表于高奮主編的《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這些論文將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現代詩學的東西兼容背景，采用整體觀照研究方法，自覺認識到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動態(tài)性，在研究過程中堅持從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見，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斷、取舍或規(guī)約，因而能夠揭示出思想產生過程中的中西對話互動特性?！霸谖镔|主義、規(guī)約主義、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都受到嚴重的批評”［22］36 的當代研究取向中，這一基于感知的綜合研究意識將日益成為更多學者的自覺意識。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學者們重點關注現代主義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題上東西兼容的重構特性。

比如，錢兆明在《威廉斯的詩體探索與他的中國情結》中探討了美國現代派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詩體探索過程中對李白、白居易的五絕和七律的借鑒，用大量文獻論證了中國古體詩與威廉斯“立體短詩”之間的淵源關系［23］。中國人民大學孫宏的論文《論龐德對中國詩歌的誤讀與重構》指出，龐德在漢詩英譯的過程中不拘泥于詞句與語法，而是力求傳達中國詩歌的神韻，其譯作是對中國古典作品的重構［24］。北京外國語大學張劍的論文《艾略特與印度：〈荒原〉和〈四個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臘神話、東方生殖崇拜、漁王神話等多種思想融合在一起，構成其詩歌隱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詩作中，則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闡釋基督教的教義［25］。

上述論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現代派創(chuàng)作中東西兼容的重構特性。不論是對威廉斯“立體短詩”的形式探源，還是為龐德的創(chuàng)造性翻譯正名，抑或對艾略特詩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這些論文不僅揭示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東西方對話特性，而且揭示了創(chuàng)造性重構對文學作品形神兼?zhèn)涞囊饬x和價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對現代主義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龐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創(chuàng)意需要去關注和揭示，這也正是本專題研究的未來發(fā)展趨勢。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學者們對東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讀表現出現代主義作品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學羅納德?布什的論文《20世紀西方與中國的同化：美國詩人龐德〈比薩詩章〉中的“觀音”想象》著重探討了龐德《比薩詩章》中“觀世音”意象的內涵。論文追蹤龐德的觀世音意象的最初來源(即漢學家賓揚和費諾洛薩的著作)，剖析龐德未發(fā)表的戰(zhàn)時意大利手稿將觀世音與圣母瑪利亞合一的意蘊，解讀龐德《比薩詩章》的手稿筆記中觀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內涵，最終闡明龐德的觀世音象征著“上天的慈悲情懷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劉燕的論文《渴慕、獵奇與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國形象》用形象學研究理論分析喬伊斯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指出主人公布盧姆對中國的濃厚興趣與奇異想象、同情和渴慕，體現他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倡導和平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全球視野和普世情懷［27］。

上述論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現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無論是揭示龐德的“觀世音”融基督教與佛教為一體，還是闡明喬伊斯作品中中國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說明批評家已充分感應并認同現代主義作品超越二元對立的心境，體現中西批評界旨在實現東西方融合及人與自然融合的積極取向。

第7篇：詩歌翻譯論文范文

    [論文摘 要] 闡釋了功能翻譯理論和文學翻譯的內容與特點,分別探討了文學翻譯中文本規(guī)約、忠誠理論和語義及交際翻譯策略的體現,提出了功能理論對文學翻譯也具有一定適用度的觀點。 

    1、引言 

    翻譯研究中的功能途徑起源于功能語言理論,受到弗斯(J.Firth)和韓禮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語言學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際能力論學說的影響。當前,從功能角度研究翻譯,可分為微觀和宏觀兩類(張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國學者為主從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及語用學為基礎的語篇分析學角度入手,用較固定的框架研究語篇功能;后者則是以德國學者為主,從賴斯(K.Reiss)的文本類型學、弗米爾(H.Vermeer)的目的論和諾德(C.Nord)的功能加忠誠理論入手,強調譯文在目標語境中的功能及依據不同語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文學文本用形象的語言,塑造藝術形象,反映深邃的歷史和浩瀚的社會現實,讓讀者從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從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學翻譯則不僅要譯出原文的意義,更要譯出其中的感情和韻味。德國功能翻譯理論是否適用于文學翻譯則是國內外學者爭論的焦點。國內部分學者研究認為功能派適用于文學翻譯。如陳剛和胡維佳(2004)從功能派角度比較了《紅樓夢》中詠蟹詩的兩譯本;文軍、高曉鷹(2003)運用功能理論來闡釋了文學翻譯批評理念;吳南松(2003)、王小鳳(2004)分別探討了功能翻譯理論在文學翻譯批評中的適用性。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譯理論同樣適用于文學翻譯。呂鳳儀、何慶機(2009)則從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論和功能文本類型學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論不適合于文學翻譯。本文嘗試從文學翻譯實例出發(fā),分析功能翻譯理論對文學翻譯的適用度,探討其是否適用于文學翻譯。 

    2、理論源流與特點 

    2.1 功能翻譯理論內容與要點 

    德國功能翻譯理論是指以“側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視角,研究翻譯的各種理論(Nord,2001)。其發(fā)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弗美爾、賴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為代表,分別提出了目的論、文本功能類型學和翻譯行為理論;第二階段核心人物為諾德,提出了功能翻譯類型學和忠誠原則。第二階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庫斯摩爾(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動了該理論的發(fā)展。 

    2.2 文學翻譯內容與主要特點 

    文學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等類型。各類型文學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體特征。在翻譯時,不僅要譯出原文的意義,更要譯出其中的感情和韻味,譯文語言應該形象、生動、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韻律感等,給人以啟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學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說、散文、詩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過對具體事物的描繪,使人產生敬仰、喜愛、感動或憎恨、討厭之情,從而突出意義,產生意境。詩歌的意境產生有多種因素----講究節(jié)奏、韻腳,講究用詞、句式,要有形象。翻譯詩歌時要反映出這些特點,要求譯文高度真實,否則便難以傳達原詩的新鮮和氣勢。從功能翻譯理論視角看,文學文本是“創(chuàng)造性作品”,屬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發(fā)送者地位顯著,傳遞信息的形式特別,語言具有美學特點。文學文本的語言具有審美的特點,文本側重形式,譯文的目的在于表現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實原作者的翻譯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論與文學翻譯例析 

    3.1 文本類型學與文學翻譯 

    賴斯的文本類型理論是功能翻譯基礎理論之一。按其觀點,語言文本類型理論可幫助譯者確定特定翻譯目的所需的合適的對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賴斯認為文學文本屬表情型,應采用仿效、忠實原作者的翻譯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滿詩意的語言內表現出了對時光消失的感嘆和無奈,字里行間流露出當時青年知識分子的苦悶和憂傷情緒。本文選用張培基教授(譯A)與張夢井教授(譯B)的譯文進行分析,試圖說明文本規(guī)約對文學翻譯的影響。 

    例1. 標題:“匆匆” 

    譯A:The Transient Days 

    譯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內涵為“暫短的,轉瞬即逝的” 而“go by” 為“逝去,過去” 。“匆匆”表達了作者對時光流逝而感到無奈,作標題使用,透出一股文學語言的美感。譯A中“transient” 與文中主題意義相符,表達出對短暫的無奈;而譯B 中的“go by”體現出的是“時間在逝去”,還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體現出作者想表達的“短暫,快”。從譯文對比看,由于對原文詞義的把握差異,譯B的措辭未能表現出表情型文本“審美”的語言特點,所表達的情感不如譯A;從翻譯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實原作者”,語義產生了偏差。下文再舉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 

    譯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譯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譯A中“wear away”表達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種形象化的翻譯,吻合原文中的“漸漸”二字;而譯B的“numbered”表示“時日無多”,用于此有點牽強,作者寫此文時年僅二三十歲,用“時日無多”來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漸漸”一詞的意味。因此,對于文學作品的翻譯,從文本規(guī)約考慮應注重其語言的感染力與藝術性,從詞義上再現原作情感,體現出其“審美的”語言特點。 

    3.2 功能加忠誠與文學翻譯 

    功能加忠誠理論的核心為“翻譯綱要、原文分析及對翻譯問題的分類”(張美芳2005)。“翻譯綱要”指翻譯委托人對翻譯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譯綱要含有譯文的預期功能、讀者、傳播媒介、出版時間和地點等。原文分析為譯者提供決定依據:1)翻譯任務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與譯文功能相關,3)采用何種翻譯策略。翻譯問題主要為語用、文化、語言和文本方面的問題,處理時應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譯問題的目的是根據不同的問題采取不同的翻譯措施,但在整個過程中,翻譯功能始終是考慮的焦點(諾德2001)。 

    3.3 翻譯策略與文學翻譯 

    紐馬克(P. Newmark)是英國翻譯界元老,其特別鐘情于德國功能語言學家卡爾.布勒的語言功能“工具論模式”,提出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也是根據語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譯策略。語義翻譯的目的在于解讀原作者的思想過程,強調譯文的信息型,交際翻譯旨在解讀原作者的意圖,注重譯文的效果性。在文學翻譯中時常面臨“直譯/意譯”、“歸化/異化”這樣的兩難,從功能角度入手,考慮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則可避免生硬的“兩分法”。 

    4、結語 

    綜上所述,功能翻譯理論不僅在應用翻譯領域具有較強的適用性,也能夠解釋文學翻譯中出現特定問題。不可否認,文學翻譯具有復雜性,其翻譯策略具有多重考慮,功能理論的規(guī)定性研究方法和分類有時難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釋復雜的文學翻譯現象,但功能理論的出現為文學翻譯提供了一條途徑,其對文學翻譯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適用度。 

    參考文獻: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慶機. 國內功能派翻譯理論研究述評[J].上海翻譯,2007(4):16-20. 

    [4]呂鳳儀,何慶機.德國“功能派”翻譯理論對文學翻譯適用性的學理研究[J].浙江理工大學學報,2009(3):471-474. 

第8篇：詩歌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公示語；翻譯；美學視角；"三美論"

中圖分類號：B83

（注：該文為武漢工業(yè)學院2011年度校立科研計劃項目"武漢工業(yè)學院校園公示語翻譯研究"課題的階段性論文。）

1.引言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2008北京奧運會和2010上海世博會的成功舉辦，一些非規(guī)范的英譯公示語逐漸減少，然而，作為一種交際途徑，公示語的翻譯在我國依然有許多尚待完善的地方。本文在探討公示語翻譯的技巧的基礎上，以許淵沖的"三美論"為理論支撐，從翻譯美學的角度對公示語的翻譯進行分析和論述。

漢語公示語是一個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和素質的窗口，其翻譯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著國家的形象，也體現著我們的學術水平。[1]它是一個國家對外交流水平高低和人文環(huán)境建設的具體體現。傳統的翻譯美學觀所關注的視角是文學作品，而對于應用文體的翻譯卻鮮有從翻譯美學角度去論述的，認為應用文體由于內容和語言上均缺乏藝術性，而不能給人以美感上的享受，故只具備提供信息的功能價值，這種觀點導致了對公示語翻譯美學層面的忽視。

2.許淵沖的"三美論"

我國著名翻譯家許淵沖在詩歌翻譯的實踐中提出了詩歌翻譯的"三美論"。他提倡在翻譯中國古代詩歌時候，應盡可能將原詩的"音美、形美、意美"傳達出來，從而使譯文讀者"知之、好之、樂之"。[2]許淵沖的"三美論"，成為翻譯特別是文學翻譯中一個很重要的準繩。本文將之引入公示語的翻譯之中，據此提出漢語公示語翻譯亦應遵守的三個原則：即形式美、內容美和音韻美。這為公示語的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拓寬了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3.公示語的四種翻譯技巧探討

與其它文體一樣，公示語的翻譯也有自己的翻譯策略。首先，要堅持去繁從簡的原則：在翻譯公示語時，其語用的含義要比詞語本身具有的含義更重要，所以刪除那些繁瑣部分。例如，"武漢是我家，清潔靠大家"可直接簡譯為："Keep　Our　City　Clean"；其次，要遵循習慣的原則：翻譯公示語時候不能生硬，必須遵從譯入語的行文習慣。如"東南門"應該翻譯成"south-east　gate"而不應該翻譯成"east-south　gate"；第三，可以程式化套譯：由于公示語的結構日益國際化，而文字的表述比較固定，因此翻譯時可以采用程式化的方式來進行套譯。"男士止步"用"名詞+only"的程式翻譯成women　only；最后，可以正反互譯：漢語的反面表述可以用英文的正面來表達，漢語的正面表述可以用英文的反面來表達。如中文中常用的"油漆未干"可以翻譯成英文的"wet　paint"！

4.公示語翻譯的美學視角探究

成功的公示語翻譯必須有美學的元素蘊含其中，要真正使公示語提升其美學價值和文化底蘊，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努力：

形式美：公示語作為一種語言的表現形式，其形式美不僅表現在公示語翻譯上，也體現在公示牌的制作上。翻譯時必須注意語言結構的對稱和均衡。"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英文翻譯"One　World，One　Dream"達到了形式高度對稱的完美境界。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標語"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譯文是"Better　city，　better　life"。簡單明了的譯文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達到理想的宣傳效果。但"保護環(huán)境、愛我家園"的譯文"Environmental　protection""Love　our　homeland"就是沒能照顧到翻譯時的形式美而導致的，如改為"Protect　our　environment"　"Love　our　homeland"　會使得讀者更容易接受。另外，在制作公示牌時候，也必須注意比例與和諧、生動與完整的統一。

內容美：公示語的內容美應首先體現在用詞確切上。例如"小心碰頭"的公示語如譯為"butt　head　against　the　wall"會令外國朋友不知所云。必須選擇正確的措辭，將之譯為Mind　your　head容易被讀者接受。另外，有些公示語，在翻譯時候也要注意其意境美，因為意境的強弱會直接影響到它的作用及效果。"小草青青，足下留情"常被譯為"Keep　off　the　grass"，這種譯文最好只在強制的情況下使用，在平日里，譯者如譯為"Please　give　me　a　chance　to　grow"。更能彰顯意境美，讓人覺得小草和我們一樣是有生命的，還有何理由再去踐踏它們？

音韻美：在翻譯時，譯者首先必須遵循簡約美原則，簡短的公示語如能讀起來富有節(jié)奏和韻律，朗朗上口，就能給人余音繞梁之感，起到更好的公示作用。譯者可運用頭韻、尾韻、疊韻等手段來再現其音韻美。例如"酒后勿駕駛"的譯文是"If　you　drink，　you　can't　drive"[3]。譯者巧妙地運用押頭韻的drink和drive，不僅在語義上絲絲入扣，而且音響效果更是鏗鏘有力。

5.結語

公示語的翻譯是一項繁瑣的系統工程，并不是一個或幾個譯者的努力就能達到一個理想的結果，它需要社會各界的重視。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在追求語用功能對等的前提下，還需追求譯文的美學效果。只有兼顧了公示語的形美、意美和音美，才能創(chuàng)造出獨具魅力的公示語。

參考文獻：

[1]李克興.試析深圳的英語弊病及翻譯謬誤[J].上?？萍挤g，2000（1）.

第9篇：詩歌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政論文翻譯；譯者主體性；表現

0 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開始關注中國。作為闡釋國家政策方針等重要內容的政論文，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國防等多個領域，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口吻嚴肅，語氣堅定，行文簡潔，旨在解析思想，闡發(fā)觀點，達到政治宣傳的目的，具有準確性、政治性、時效性、單義性、客觀性、完整性等特點[1]，因此政論文翻譯也是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王弄笙指出，政論文政治性、政策性極強，稍有差錯就可能影響到國家的利益甚至國際關系，因此對譯文的要求極高[2]。

1970年代功能派目的論在德國興起，它強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以譯文的預期功能為出發(fā)點，根據各種語境因素，選擇最佳處理方法，即譯者的翻譯策略必須由譯文的預期目的或功能決定。在注重譯文功能的同時，目的論強調譯文在譯語環(huán)境中的可讀性以及譯文與原文之間的語際連貫，即連貫、忠實原則，但連貫、忠實都必須服從于目的原則。[3]功能目的論強調對文本的分析，認為對文本分析有助于發(fā)現翻譯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與此同時，隨著人們對翻譯的深入研究以及“文化轉向”的提出，譯者的主體性地位也得到了廣泛認可。譯者主體性是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性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chuàng)造性。因此譯者主體性貫穿于翻譯活動的全過程。本文將從詞匯、句法、篇章、修辭四個層面分析譯者主體性在政論文漢英翻譯中的體現，以期改進翻譯技巧，做出更好的譯文。

1 政論文漢英翻譯策略

1.1 詞匯

1.1.1 選用正式詞匯

作為闡釋、解析國家政策、方針、指導思想等重要內容的文件，政論文和法規(guī)文件一樣也是正式文體，所用詞匯語句嚴肅、正式，盡管某些場合下政論文中有較口語化的表達。在英譯時應選用正式的詞匯與結構，才能更好表達原文的意義和語氣。此時，譯者主體性就得以發(fā)揮。

例：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

譯文：Anyone who attempted to change the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dopted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would not be countenanced by the people； he would be toppled.

原句中“老百姓不答應”和“被打倒”有一定口語特點，但翻譯時沒有用表面對應的詞匯來處理。所用的“countenance”和“topple”都是比較正式的詞，更好地表現了原文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

1.1.2 詞義準確

由于漢語詞匯語義較寬，也較模糊，而英語詞義范圍相對較窄，在漢英翻譯時需根據語境仔細推敲。若只據字面意思翻譯成表面對應的詞匯就可能造成誤譯，甚至影響國家政治事務。因此政論文翻譯中，譯者必須發(fā)揮主體性。

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將保持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qū)的地位。[4]

譯文1：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keep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n 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

譯文2：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可以看出兩種譯文主要區(qū)別在于“independent”和“separate”，前者與原文“獨立”表面對應，但仔細考慮就能體味出“independent”有某種政治上獨立的意思?！皊eparate”雖不是“獨立”的直接對應卻能準確表達原文意義，即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單獨定稅，而非獨立于中國。

由此可見，政論文翻譯要求譯者不僅有純熟的翻譯技巧還要有敏銳的政治觀察力，充分了解國家政策、方針、思想，這些都是譯者主體性的體現。

1.1.3 詞語搭配

由于漢英兩種語言自身特點及文化內涵差異，它們在詞匯搭配上大有不同。漢語詞匯語義較寬泛，搭配靈活，而英語詞匯語義具體，搭配嚴格。政論文漢英翻譯時譯者要根據語境選擇符合英語行文特點的搭配，以更準確地表達原文。

例：質量問題雖然經常提，但現在只是一般地提不行，要突出地提，切實地抓。

譯文： We’ve alway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but only in general terms. That’s not enough： we have to give it priority and take practical steps to ensure it.

漢語中“突出地提”和“切實地抓”都是可行的搭配，而英語中名詞占優(yōu)勢，若使用對應的副詞和動詞翻譯不僅搭配不合理也顯得突兀。因此譯者需改用名詞結構，這樣語義清晰也更符合英語行文特點。

1.2 句法

1.2.1 定語的處理

漢語是竹式結構，英語是樹式結構，漢語趨向左延伸而英語則是趨向右延伸[5]。漢語政論文語言嚴密，前置定語較多。而英語中前置定語較少，趨向于使用后置定語及定語從句，符合英語右向延伸的特點。漢英翻譯時若使用前置定語要注意用詞簡潔，使譯文簡練，也要根據行文需要調整漢語前置定語的位置，符合英語“短-短-長”結構特點。

例：社會主義思想文化更加繁榮昌盛的新局面就一定會出現。

譯文： A new situation will emerge in which socialist ideology and culture will flourish.

“新局面”的前置定語是“社會主義思想文化更加繁榮昌盛”，由于找不到一個簡練的能完整表達原文的前置定語，若硬譯譯文就會生澀難懂，因此譯者使用定語從句使譯文結構更清晰、表意更清晰。

1.2.2 并列結構的處理

英語每個句子只有一個謂語動詞，通過詞的形態(tài)變化表達意義。而漢語詞類劃分不明顯，動詞使用頻繁，漢語又追求語言形式美、節(jié)奏美，常常使用多字字短語或疊詞，因此漢語語篇中多并列結構。這在政論文中尤為常見，譯者在處理并列結構時既可根據需要改變其結構使其符合英語特點，也可保留并列結構保持原文平衡。

例：我們還要積累新經驗，還會遇到新問題，然后提出新辦法。

譯文： We shall accumulate new experience and try new solutions as new problems arise.

漢語用“積累”、“遇到”和“提出”三個動詞構成一個并列結構，英譯時改變了并列結構形成主從句。

1.2.3 漢語無主語句的處理

英語是形合性語言，每個句子都有完整的主謂結構。而漢語是意合性語言，主要靠語義實現連貫和銜接，主語可有可無。漢語政論文中無主句很多，英譯時必須合理處理，補充主語或改變句子結構使譯文符合英語行文特點。

例：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

譯文： The basic line should be adhered to for 100 years， with no vacillation.

漢語原句隱含主語是“我們”，此處譯者用被動語態(tài)來處理，譯文更簡潔，更符合英語特點。

1.3 篇章

Halliday（1985年）指出，語篇銜接手段包括指代照應、省略、替代和詞匯銜接。漢語是意合性語言，語篇的銜接主要靠語義連貫實現，連接詞使用較少。而英語是形合性語言，語篇銜接和連貫主要靠詞的形態(tài)變化和銜接手段實現。[6]翻譯時要尤其注意語篇的銜接與連貫，根據漢英語言的不同特點靈活處理。

例：改變現在的政策，國家要受損失，人民要受損失，人民不會贊成，首先是八億農民不會贊成。

譯文： If the current policies were changed，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would suffer. So the people， primarily the 800 million peasants， would never agree to their being changed.

漢語原文缺乏銜接詞，主要靠語義連貫實現，而英譯時添加“if”、 “so”連接詞實現語篇銜接，更清晰地表現語義層次。

1.4 修辭

1.4.1 比喻的處理

劉宓慶（2006年）指出，“漢語重實，重形象，多具體的表現法” [5]。不難發(fā)現，雖然政論文是一種嚴肅的文體，但也借助大量比喻，使語言更形象生動。而英語中的比喻較少，且與漢語又很少完全對應，翻譯時要考慮文化差異，靈活處理以免造成誤解，如可改換喻體或利用英語文化中相近的又符合語境的形象來替換原文形象。

例：物價改革是個很大的難關，但這個關非過不可。

譯文： Price reform will be the hardest nut to crack， but we have to crack it.

本例中原句把改革比喻成“難關”，英語中沒有對應的比喻，為保持語言的生動性譯文改變喻體用“hardest nut”，達到了與原文相近的效果。

1.4.2 擬人的處理

擬人在漢語中很普遍，而現代英語中除詩歌外已很少使用?！耙恍┓侨宋锏臋C構、地域等名稱常被擬人化，被視為發(fā)出動作的主題?！盵4]這一現象在政論文中尤其多見，譯者應根據漢英擬人手法運用的不同對譯文進行靈活處理，避免其僵化。

例：國防和現代化建設取得重大成就。

譯文： Great progress was mad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army.

漢語的主語由非人物性的“國防和現代化建設”充當，英譯時不能機械地將其作為主語。譯者使用被動語態(tài)將擬人化的主語轉為非主語，避免了不合英語語法的結構。

1.4.3 重復的處理

重復是漢語的一大特點，漢語傾向于重復詞匯或句式以求表述準確或增強說服力。漢語政論文中常出現重復，使表達準確、讀者聽者深刻領會。而英語詞匯形態(tài)變化豐富，忌重復。單其昌（1990年）指出“英譯文中不要總是用一個詞匯或短語，若用得太多，會使讀者感到厭煩，因此用詞要多樣化”[7]。在政論文翻譯時譯者要靈活處理重復的詞匯或句式，使譯文符合英文特點，更易于讀者理解。

例：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國家要發(fā)展，社會要進步，是時代的潮流。

譯文： The world needs peace. The people want cooperation. Nations aspire for development. Society seeks progress. This is the trend of our times.

漢語重復使用“要”，譯文卻使用“need”，“want”，“aspire for”，和 “seek”四個近義詞來處理，避免單調重復，符合英語詞形變化的特點。

2 結語

不言而喻，在全球化高度發(fā)展的今天，中國國際地位不斷提升，越來越多國家、人民關注中國、關注我們的治國方針、路線和政策。政論文漢英翻譯涉及政治，今后這方面的研究必將不斷升溫。目的論為其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政論文翻譯工作者應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在準確理解原文、忠實原文基礎上，充分發(fā)揮譯者主體性，準確把握目標讀者的期望和文化， 才能實現譯文的預期目的和交際功能[3]，獲得更貼切的譯文，為中外政治文化交流做出積極貢獻。

【參考文獻】

[1]王小萍.政治文獻英譯的疑難及其解決辦法[J].山東外語教學，2006（5）：109-112.

[2]王弄笙.十六大報告漢英翻譯的幾點思考[J].中國翻譯，2004（1）：56-59.

[3]李紅霞.目的論視域下的政論文英譯策略研究[J].外國語文，2010（5）：85-88.

[4]王大偉，魏清光.漢英翻譯技巧教學與研究[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

[5]劉宓慶.新編漢英對比與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6.